06级中外电影史课已经接近尾声，请同学们根据自己选择的课堂议题，参考相关的电影史资料、相关的影片、对你所选择的片段进行分析。要求如下：

1，  一定要从电影历史的角度来说出你对该影片、该片段的理解，这要把你自己的主观理解与客观的历史评价结合起来。

2，  不得抄袭。

3，  字数1500字以上。

4，4月15日前上交。

30年代左翼电影

抗战时和战后电影 

建国17年电影

新时期电影1（1976－1989） 

新时期电影2（1989－）

说明：大家可以在这五个部分中选取某个部分中自己比较感兴趣的电影，精心拉片并选择最有代表性的段落进行分析。具体事项与外国电影史相同。另外大家可以早一点开始做课程论文了，争取在课程结束的时候交上来。

喧嚣大致已去，尘埃逐渐落定。在这样的时刻仍旧关心所谓“教授粗口事件”的人，也许有能力遵从“理性”的召唤，可以开始自己独立的思考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理性”开始凌驾于“感性”之上，使自己获得了一种道德上的特权和优越性，从而把“感性”贴上“恶”的标签，打下了地狱。人们往往忘记，“理性”与“感性”从来就混迹于一处，哪里能够判然两分呢？自诩为“理性”者并不能把“感性”像刮掉身上的体毛那样剔得干干净净，更罔论斩草除根了！

既然名之曰“事件”，便不能不说到作为“事件”本身的整个来龙去脉。我自认为自己还算是一个比较了解这一过程的人，因而愿意把自己所了解的一切，展现给大家。首先需要提醒大家的是，我的立场并不“客观”，因为我的作为季广茂教授学生的身份，构成了我的有限视野，它使我无论如何不能摆脱对自己老师的感情。如果这使我的叙述出现了偏颇之处，敬请各方耐心指正。

当初知道有钟华教授这样一篇文章，已经是12月份的事情。我仍旧记得当时季老师轻松欢快的语调，他给我电话，让我去找一找这篇文章。他太急于看到这篇文章，因为他快乐地说，有批评总比没批评要好得多。第二天，我和另一位同学去图书馆阅览室查到了钟华教授发表在《文艺研究》2007年第11期上的这篇文章，当即复印，带回去阅读。反复读了两遍之后，我有点傻眼儿。这样的文章竟然能够刊载在《文艺研究》这种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上，这可真有点……但随即也就释然。因为以我的“小人之心”揣测，这大约又是一篇“人情稿”而已。

私下里闲谈之际，有同学认为，季老师应当认真写一篇文章回应钟文中的指责。我嘴上虽也应和，但其实心里认为大可不必。钟文中出现的疏漏、错误和情绪化的表述，“圈内人”只要一读之后，便可一目了然，毋须如此大费周章。因为我很自然地想起了另外一件事。曾经有一本《想象的俄罗斯》甫一出版，便遭到痛批，云：不做认真细致的分析，仅以“想象”如何能够把握俄罗斯文化的实质等等。如果该位批判者了解维柯的《新科学》、接触过柏格森……那么他决不会把“想象”理解为“瞎想”，而是视为不同于传统理性分析的直觉式的生命体验过程。观点上的交锋，需要双方拥有一个共同的思想平台。知识差异所导致的异见，对于被批评者来说，充其量只是隔山打牛。如若真打算写一篇文章回应，反倒找不着合适的着力点。对批评者进行知识上的补课，本不是被批评者所应该承担的责任。

我认为我的内心想法是合于季老师的。因为据其他同学说，季老师面对钟文的职责，一方面觉得莫名其妙，另一方面又觉得十分可笑。面对对方的这种知识贫乏之下的振振有词，如何能够一本正经地予以逐条辩驳和澄清呢？再说，大家都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季老师时值潜心翻译《文化研究简史》，有如以前一样，他又陷入一种工作的癫狂状态中，已经是茶饭不思、无暇他顾了。

再往后，看到了季老师博客上的文章。说句老实话，当时并没有觉得文章上的文字对钟华个人有多大的侮辱。也许这是我的“是非观”不清、“同情心”不够的缘故吧。看过，笑过，就过去了。博客上的文字，本不就如此嘛。博客自有博客的阅读逻辑，谁又把它当真呢？再说，季老师博客的点击量本来就少，知道的人少，光顾的人更少。我一直以为，他在博客上的话主要还是说给自己听的，而不是为了示众。

说说笑笑之间，季老师的博客很少更新了。我猜测，钟文对他的影响也许逐渐归于平复了。

又过了两个月的时间，突然之间，此事竟然成为一时的社会热点而在网络上沸腾开了。惊奇之余，我看到了肖鹰教授先是发表在《中华读书报》而后又被各家网站转载的文章。

肖鹰教授，我是见过一面的。那还是在去年北师大文艺学研究中心的博士论文答辩会上。当时有一位老师因为接听手机出去了一会儿，回来之后轮到他点评，他说了句“前面各位老师的意见，我都同意”的话，当即被肖鹰教授打断，“你又没听，你怎么能同意？你是宣传部长，不允许说这句话。”引得我们大家哄堂大笑。又一轮点评，轮到这位老师时，他仍旧说“前面各位老师的意见，我都同意。”这又引得我们大笑。肖鹰教授也调皮地笑了，“这次可以这么说了。”因为那位老师再也没有离开过座位。

看着肖鹰教授文章中对钟文表示肯定的词句，我甚至开始怀疑自己当初的判断。钟文真的是“严肃”的吗？钟文真的是“认真”的吗？钟文的“批评”（实际上是指责）适合于“严厉”这个形容词吗？我急忙又翻开了钟文。不，这无论如何不能算作一篇“严肃”且“认真”的“学术批评”。如果钟文的指责只是针对《嬗变》这本著作，那么不管出现多少错误和歪曲，我们仍可以视之为“学术批评”之内的事。但是，钟文中对作者政治立场的构陷和人格品质的抹杀，不仅早已逾越了基本的学术规范，而且逾越了基本的社会行为规范。

我们还是看一看钟文的具体用语吧。

钟文写到，“最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是季广茂教授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他时而盛赞‘马克思主义既包含了内容丰富、博大精深的学术思想——它既有科学上的凭借也有哲学上的依据’(第84—85页)，时而又斩钉截铁地宣布：‘马克思主义(无论是哪一种版本的马克思主义)从来就不属于科学的范畴，不仅不属于自然科学的范畴，而且也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社会科学的范畴’(第157—158页)!”

善良的人们从学理上对“马克思主义到底是否属于科学的范畴”这种问题进行了分析，试图指出钟文在理解上的疏忽和偏差。然而，显而易见的是，学理问题并不是钟文所关注的重点。钟文的目的意在吸引人们把注意力投向季广茂的“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政治立场，并以“政治正确”为标准引诱读者为季广茂下罪名。什么样的“学术批评”可以隐含这样的机谋在这样的年代对一个无辜公民的政治立场进行这种形式的构陷呢？

钟文认为，季广茂“不关注国内其他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这部‘学术’著作，除了仅有一处三十来字的资料‘转引自’中国当代学者的著作外，没有直接引用任何一位国内学者的任何研究成果。而事实上，在该书所涉及的论题中，无论是‘意识形态’、‘中国现代话语’及其‘转型’，还是‘中国现代的文学观念’及其‘嬗变’，都有不少国内当代学者的研究成果值得借鉴。对别人的成果不屑一顾，反映出作者的眼界和胸襟不够宽阔。”

好吧，我们姑且不去讨论季广茂“不关注国内其他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这个结论能否站得住脚，也姑且不去讨论季广茂“对别人的成果不屑一顾”这个推论能否成立，但这些顶多只能“反映出”季广茂的“眼界”“不够宽阔”吧，如何能够对季广茂做出这种道德上的评判，说他的“胸襟”“不够宽阔”呢？什么样的“学术批评”具有这样的“权威”可以对一个学者的人格和品质做出这种斩钉截铁、一棍子打杀式的判决呢？

在文章的结尾处，钟文集中总结到：“……作者的眼界和胸襟不够宽阔”；“……作者知识功底方面存在着明显的欠缺”；“……作者缺乏严格的学术规范意识”；“……作者治学态度不够严谨”。我的天啊！真难以想象这样的用语是用在一位已经出版过17部著作、在国内知名学府任教的教授、博导身上！这哪里还有哪怕是一丁点儿的人与人之间的最起码的相互尊重呢？

要还是说这种“批评”是“严肃的”、“认真的”乃至“严厉的”，我真不知道我们的“学术”下一步要走向何方了！

我的老师说句话(二）

也许肖鹰教授是出于对季广茂教授的“肆意谩骂”和“污言秽语”的一时“义愤”，才对钟文怀有同情且肯定的评价吧。肖鹰教授出于“义愤”，率先以在《中华读书报》公开发表文章的方式对我的老师进行了批评。如果我说肖鹰教授率先公开对我的老师进行了“讨伐”，大致也不会有什么错。我相信他的这个举动不是针对某个具体的人，而是针对某种现象。

我的老师删去了他的博客上的过激言词，并做出了广泛的道歉。钟华教授随即对此做出回应，自云把此举动理解为善意的。

我没有去询问我的老师，他的道歉对象是否把钟华教授也包含在内。不过我相信，如果可以把这种道歉行为理解为“善意的”话，这种“善意”无论如何不是、不能是、也不应是针对钟华教授的那篇“学术批评”的。因为“善意”是相互的、对等的，正如“尊重”本身一样，“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礼”难道不是素来就崇尚“往来”的吗？然而，面对钟文的构陷和抹杀，面对钟文的这种“绘声绘色”的恶声恶气，什么样的“君子”、什么样的“圣徒”能够有这样的“胸襟”、舍得把另一半脸再置于他的“掌”下？

我很难下这样的论断，认为钟文所体现出的恶意是刻意为之。因为我不明白，这种恶意，除了给我的老师本人造成伤害之外，还能够给钟华教授本人带来什么。他（钟华教授）难道没有想到，这样一篇文章，是要给人看的吗？这样一篇发表在《文艺研究》上的“学术批评”，是要给关心文艺研究、关注文学热点问题的“业内人士”和专家学者们看的吗？他在“撰写”这样一篇“学术批评”的时候，他的内心难道真能保持一种“学术的冷静”、一种“学术的超然”和一种“学术的非功利心”吗？他难道真的以为，他的这篇文章只要能够在权威核心期刊上发表，就会被赋予某种“权威”、就可以不顾事实、不顾基本的规范对别人进行肆意的指责和攻击吗？

如果能够真诚地面对自己，他的内心难道不会“打鼓”吗？

“事件”发生以后，钟华教授保持了“一如既往”的“低调”，给人留下了“忍辱负重”、“饱受委屈”、“理性面对”的印象，甚至使人觉得有点儿“事不关己”。但是他也间或承认了“我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在个别问题的处理，或者分寸的把握上，今天看来可能还是存在一些不适当的地方。”但是这种躲躲闪闪、遮遮掩掩、“欲语还羞”的姿态，哪里能体现出一丁点儿学者所应有的真诚呢？“事件”发展到了这一地步，钟华教授应该尽可能地承担起他对于公众的责任，把他自认为的、在文章中所出现的、那些“可能”的“不适当的地方”“坦荡地”展示给我们大家。

《为我的老师说句话（一）》在博客上公布不久，肖鹰教授就前来留了言。我感谢他对这篇文章的关注。之前我也说过，我相信他公开批评我的老师的这个举动不是针对某个具体的人，而是针对某种现象。但是我仍然抱有某种遗憾。

面对网友们铺天盖地而来的对我的老师的口诛和笔伐，我已很难遵从我的老师很早就发出的建议，尽量地置身事外，读自己的书，做自己的事。我不埋怨网友们对我的老师的攻击，网上的世界本来就人多嘴杂，“理性”少而“感性”多，何况他们大多无法详细了解背后的“隐情”。我也不“怪罪”肖鹰教授对这一“事件”所持有的态度和立场，没有理由认为肖鹰教授会“刻意地”与我的老师“过不去”，他们之间或许还没有成为朋友，但总也不至于是“对头”。

但是，为什么非得采取这样的方式，把这种事情诉诸于网络传媒呢？我们大家都知道，网络世界毕竟不同于现实世界，在网络世界放出的一枪射出的极有可能是霰弹。这种来自网络世界的霰弹攻击虽然确实能够发挥某种作用，却极易模糊问题的焦点，把本来是针对某种具体现象的抨击放大成对某个个人的人格的毁灭。如果——请允许我做这种“天真烂漫”的幻想，肖鹰教授在看到我的老师的博客之后，认为他对于钟文的态度和反应极不恰当，随即拨打我的老师的电话，“广茂，你的博客上的言语……”如果是这样，结果又会是怎样？

我做这种假设，也许不是没有意义的事情。

应该会有另外的处理方式。只是不知道它到底是“感性”的，还是“理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