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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01/2007 2007年1月三本令人激动的电影新书世纪文景的三本新书：齐泽克编的《不敢问希区柯克的，就问拉康吧》（《拉康宝典》）、期盼已久的《希区柯克与特里弗对话录》、《恋物与好奇》（劳拉·穆尔维） 21/01/2007 在普遍主义幽灵笼罩下
在英语中，institutions这个词，既是成文的“制度”，也是成形的“机制”，也是作为制度实体的“机构”，但它同时也是一个社会或社区生活中的习惯，习俗，而在中文的翻译中，最后一个意思是很少被提及的。也就是说，至少在我们语言意识中，现存的制度、机制与那种人们普遍接受的行为习俗规范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它们各自分属于不同的系统。在英文中，institutions这个词的多义性表明它们本来相互缠绕，互为延伸。从那种类似于自然法的习俗到正式的制度、机制，再到机构，潜在着一种内在意义脉络。这种脉络，在英文中，在语言意识中本身就已经存在，但在中文中，却是在具体的语境中，需要我们在自成系统的不同体系中去寻找。沟口雄三和小岛毅主编的《中国的思维世界》是一本日本汉学重要论文的合集。全书分两部分，上编为“中国的思维世界”，焦点集中在中国古代思想观念的考察上，下编为“礼治与政教”，焦点集中于中国古代的体制和社会秩序。这样的设置暗示着整个社会秩序、政治体制的构成，是受到思维观念的限定的。与之相应的是，沟口雄三在序言中特别强调了汉学研究中方法的重要性，并做了相应的定性探讨。这里面暗含着这样一个观念，方法的确立是十分重要的，方法的内涵很大程度上对研究最后的结果起到了很大的限定作用。当然，在方法的表皮之下隐藏着的，自然是研究者对于自身与研究对象之间关系构成的体认。在沟口雄三看来，这种观念几乎确定了研究的可能性。日本学者对于方法的重视，其根源似乎很大程度在于此吧。
在现代世界，一种跨文化、跨语言的研究，如果不借助于西方自近代以来所形成的学科系统和思维框架，似乎很难进行有效的交流和信息转换。现代工业在世界范围内的蔓延，事实上也造成了一种普遍主义思想的稳定深入到各个非欧文化中。它凭借经济、政治、文明意识上的强势，把人类文明宣告成是一个“线性的历史”，于是欧洲以外的文明便成了“落后”的文明。欧洲以外的文明，在殖民炮火的震憾下，也痛苦地接受了这样的宣判。接受首先发生在经济政治领域，然后再发展到文化内部的方方面面。在目前，某种意义上欧洲价值标准已经成为现代世界一个基本标准。这是现代非欧文化无法回避的处境，它们在世界范围内伸展自身的时候，必须要经过现代学科的转换，也就是必须经过欧洲标准的转换，才能进入到现代世界的对话语境。日本无论是经济政治体制、还是学术形态，都是东方最为西化的国家，它们在近代就已经开始主动向西方学习，很早就进入了这种一体化的进程。沟口雄三在《中国的思维世界》中反复强调汉学对于日本自身的意义，它有助于把日本从对欧洲的学习与同化中纠正过来，“摧毁日本人从明治以来培养起来的关于近代化的优越感”，使“欧洲标准相对化”，从而“开创那些促使日本人关于亚洲的新的历史意识的可能性”。这实际上是日本学者对于自身在世界中的位置的重新考量，他们试图开始寻找驱除这个强悍的普遍主义幽灵的方法。 接着，沟口雄三提到了中国研究对于日本人把“自我他者化”的重要性。在“赤手空拳”地进入自我存在，进入一个“相对化的自我”，或者说是一个自觉地置于他者视域下的自我，唯有这样，他才是一个“可以在现代这一时间的流动之中感觉到历史脉动的人”。“他不能让自己成为同时代史的旁观者、观察者、评论者，而是经常作为历史的当事人，自觉着历史进程中涌现出来的‘现代的课题’，而且不断地把这自觉相对化。”沟口先生在这里反复强调的要有一个“相对化的主体”，在某种意义上西化背景下日本学者对于自我意识的深刻反省。这种反思在如今价值越来越趋向于单极化的时代显得尤为珍贵，它绝不仅仅是针对日本汉学家而言的。沟口先生委婉地指出了日本汉学家在研究过程中经常碰到的“中国哲学研究者不自觉地流露出的中心意识”。作为国人，我们对于这种意识当然不会陌生。对于西方强势的普遍主义的对抗心态使得我们经常情不自禁地徘徊到那种自闭的“中华意识”中，觉得国人处于文明内部，就必然对文明机制内部运作有着更高的发言权。殊不知，身处文明场域内部，固然身心浸淫，对于细部看得真切，不过，却也有着“只缘身在此山中”的缺憾啊。所以，“相对化的主体”，不仅仅是进入历史的一种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更是面对当今世界复杂的价值架构时的一种态度。如果没有这种对于自我认识的相对化，对于世界认识的多元化，那么对抗强势价值往往沦为一个空洞的姿态，成为多元文化环境下的新的隔绝之墙。（冯欣 06.11.25） （日）沟口雄三、小岛毅主编《中国的思维世界》，孙歌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8月，44元。 12/01/2007 《绝代艳后》 这段时间我超忙超累，抽空看了几眼索菲娅科波拉的《绝代艳后》，还没有看完，不是不好，是没有时间。虽然是古装，但思路仍然接着《迷失东京》，这一点在配的音乐上也看得出来，电影用的配乐是电子味很强的摇滚乐。两部影片的第一个镜头几乎相同，都是由女性沉睡的身体开始进入叙事。两者都是由一个在异乡的女性，面对着由物质世界所构成的庞然大物，它自在地运转。女性对于它是陌生的，隔着一段很长的距离，想进入其中，却感到自己并不属于这个庞然大物，无法同化为其中的一部分。只要这种陌生感没有完全消失，距离就不会完全消失。感觉上《绝代艳后》似乎更抽象一点。等看完了，再写一写这部片。
索菲娅对于物所构筑的秩序有着异常强烈的兴趣，这种秩序对于女性/个体所构成的压力永远是其注目焦点所在。《绝代艳后》和《迷失东京》中的女性所不同的是，前者所面对的秩序注定要植入她的肌体之中，而后者的那种陌生感可能只是暂时的。所以《绝代艳后》反复地拍摄女主人公脱衣服（奥地利的）、穿衣服的过程，并且在许多地方把宫廷的穿衣动作给仪式化了。在某种程度上，影片把这个仪式显示为巨大的行为秩序包裹女性/个体的一个象征符号。 05/01/2007 《政界巨鳄》 下午开始，明显可以感觉到北京天气降温了。我很久没有看片了，找了一个南尼·莫莱蒂的《政界巨鳄》。中间由于吃饭而中断了半个小时，基本上很连贯地看下来。这部影片的表述方式很复杂，但它的要点却是很清晰的，那就是当今左派表述与其表述语境构成的复杂关系。从表面上看，这部影片的气氛很不协调，制片人布鲁多·波诺姆的生活陷入困顿。他早期的充满70年代反叛气氛的电影在现在几乎成了行业的笑柄。他本来筹拍一个哥伦布返回欧洲的古装片，四处碰壁后，无意中看到早先收到的一个剧本。剧本是以意大利话题性总理贝鲁斯科尼为调侃对象。在一种无望的状态下，年轻的剧本女作者继续寻找投资和人手。最终妻子也离他而去，已经决定参加演出的男演员也退出拍摄，这时电影几乎放完了一整首伤心情歌。波诺姆疯狂地疾走于大街，疯狂地把妻子的毛衣剪成破烂，影片这时候突然进入了狂想式的高潮。被审判并判定有罪的贝鲁斯科尼在法庭外对记者和观念发表了煽动演说，民众开始攻击法官。对于贝鲁斯科尼的审判想象本来属于居于影片次要位置的剧本作者特瑞莎的，却在这样波诺姆这样的生活状态下，冲进了他的想象。即便是开始他已经开始接触和阅读剧本，但那时，他与剧本更多的是事务性的关系，或者剧本开始从天花板上掉下钱的场景正满足了他对于金钱的某种意识。
特瑞莎是影片中很关键的人物，在通常这一类的政治性电影的拍摄方式下，她应该居于影片的中心位置。《政界巨鳄》并不是如此。即使是她正式成为导演，与布景人员交涉时，她被那些专业人员所支使。在波诺姆进入狂想阶段，影片开始拍摄，她喊起开拍的命令也是怯生生的。然而，对于整个影片有着清晰的构想，对于意大利政治，对于贝鲁斯科尼有着清晰洞见的，正是特瑞莎。她身份是很值得注意的，她是一个有着孩子的女同性恋者。这种电影结构格局的方式正是莫莱蒂对于媒体被寡头普遍控制，左派难以发出声音的现状的体认。从这一个角度回头看这部影片不正常的气氛，它不是一种导演无力控制的混乱，而是导演有意营造这样的混乱来体认他所见到的政治现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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